配资公司查询诺奖评委称“顶刊”不是评奖标准！国内科学家呼吁破除“顶刊崇拜”

在诺奖获奖者中配资公司查询，有很多人的研究成果曾不被认可，甚至文章投不出去。例如今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获奖人、日本科学家坂口志文（Shimon Sakaguchi）就曾面对质疑，但他仍坚持了40年。

日前，诺贝尔奖评委、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邹晓冬在评论诺奖的评奖标准时指出，有时诺奖成果是发表在作者本国的期刊，不是在世界性的期刊。

科研的价值并非取决于发表平台

邹晓冬表示：“我们不参考文章发到什么地方，这不是考虑的基础。只要你做了很多的工作、能够发表了，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开创性的工作，完全就可以得到诺贝尔奖。”

这一表态与近期国内多位科学家的观点相呼应。科学家们认为，科研工作的真正价值，应由学术贡献来衡量，而非发表平台。

中国科学院院士、数学家席南华近日在回应关于“顶刊崇拜”相关的话题时坦言：“科研工作的价值并不取决于你的论文发表在哪个期刊上。”他指出，如果盲目追求“顶刊”，过于依赖这样的学术指标而忽视了科研工作的本质价值，会阻碍科学研究的健康发展。

诺贝尔奖的历史上有很多获奖科研成果并未发表于“顶刊”。例如两届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巴里·沙普利斯（Barry Sharpless）的许多开创性论文并未全部发表在《自然》或《科学》上，而是分散在领域内的专业期刊。2022年，沙普利斯因提出“点击化学”的概念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我国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屠呦呦关于青蒿素的关键获奖论文也并未发表于国际公认的“顶刊”，而是发表在中文期刊《科学通报》。诺奖委员会追溯并认可了这项研究为拯救数百万人生命所作出的实质性贡献。

一位国内知名院士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唯顶刊论”盛行的根源，关键是我们的评价体系，所有的头衔、奖项基本上以“顶刊”为评价指标，职称晋升也是。

也有科学家认为，研究发表于“顶刊”虽能证明论文有一定质量并获同行认可，是学术界的荣誉，但过度追捧，使其沦为“表面化”和“指标化”的工具，背离了科研本质。

对此，越来越多专家呼吁，学术评价改革需回归科研本源，打破“顶刊崇拜”，冲出“影响因子陷阱”，建立问题原创性、方法突破性、战略契合度“三维质量评估模型”。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学部学术与出版工作委员会主任包信和在最近的一次由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办的科技期刊建设与发展国际研讨会上提出，要突破传统评价模式的局限，构建以学习价值为核心、多维度并重的综合评价体系。

“我们既要关注发文量、引用率等传统指标，也要重视科技期刊的知识引领性、知识创新性和社会影响力，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和政策引导，培育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科技期刊。”包信和说道。

学术期刊应避免成为“论文容器”

过去几十年来，中国也诞生了越来越多的学术期刊，例如《科学通报》(Science Bulletin)、《细胞研究》（Cell Research）、《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ABBS)等，为国内外的学者提供了发表研究成果的平台。然而，我国高水平国际科技期刊的承载能力与我国国际论文发表的需求仍相去甚远。

《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2024）》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作者SCI（科学引文索引）期刊发文量为72.87万篇，约占全球的1/3，但中国SCI期刊数量少，发表中国作者论文仅3.34万篇。对此，有专家提出，中国科学期刊应当定位为知识创新的“策源地”，而不仅仅是“论文容器”。

究其原因，有学者指出，我国分散的办刊模式难以与国际大型出版集团竞争。据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邬书林援引数据，全国5000多种学术期刊分散在近3000家出版单位，每家平均仅办1.6种期刊；而全球前十大出版商控制了78%的核心期刊。因此，中国亟需打造国家级出版平台，推动旗舰期刊集群化发展。

值得关注的是，2025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已明确要求获批项目形成的论文成果20%以上应发表于我国科技期刊。

此外，国内一些学术期刊已经开始聚焦中国独特的疾病谱。例如，由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葛均波发起的《Cardiology Plus》，聚焦于发表对中国乃至全球心血管病学有重大影响的基础和临床研究。近年来基于中国大量的临床资源和独特的心血管疾病谱，产生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对此，同济大学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朱鸿明表示支持。他向第一财经记者强调，要破除“顶刊崇拜”，发展国产学术期刊是关键途径之一。“国内科学期刊的发展绝不仅仅是多一个发表的渠道，其意义和影响力更在于帮助我们建立科研价值的定义权和评价的主导权。”他表示。

朱鸿明认为，中国的学术期刊不能简单地成为国际期刊的翻版，“继续用别人的尺子量自己的身子”。“国内期刊的发展方向在于差异化竞争和价值引领。”他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他进一步分析称，要通过中国的学术期刊打造科研影响力，一方面要敢于彰显中国独特的科学问题，比如特定的疾病谱、复杂的地质结构、独特的生态系统等；另一方面是要鼓励支持“非共识创新”，对于那些当前看起来’离经叛道’、不符合主流范式，但逻辑严谨、充满想象空间的工作，要给予更多的包容和支持。“当然，这需要主编和编委有非凡的胆识和学术判断力。”他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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